从这个意义上说，昂格尔的建设性思想是失败的。
江泽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指出人权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要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历来主张，对待人权问题，只能通过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对话与交流来处理。
[⑩]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8页。1999年6月，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他强调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7]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注释：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加快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要求。
人权的特殊性是指人权的民族性特殊、各国的国情特殊、实现人权的途径特殊。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6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8页。
[38]最简单的表现形式，一是为维护法律用语的同一性，同一概念应该做相同解释。这是一种从局部材料出发构建整体秩序的工作。因此，从法律上讲，合法的夫妻之间不存在丈夫对妻子性权利自由的侵犯。经村委会调解，双方因退还彩礼数额发生争执，虽未最终达成协议，但实际上已经进入分居和协议离婚状态。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简言之，上位概念统摄下位概念。
但是，迄今为止最无争议的四种方法是：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综上，禁止立法冗余，即解释结论应当避免导致解释对象或其他法条成为多余或不必要的规定，是体系解释的一种内在要求。而且，体系解释所要探寻的制定法的意义脉络，也不能完全脱离可能的文义和其他解释标准。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各种解释方法逐一探讨，下文仅在狭义的法律解释的语境下，讨论作为解释方法（要素）之一的体系解释。
在此意义上，刑法总则与分则之间存在一种形式上的金字塔结构，即自上而下的指导、统摄和制约关系。[3]对那种以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的方法，本来已经有规范法学、法解释学等现成的称谓，可一些学者却偏偏引入了源自德国的法教义学这一洋名词。[4][德]伯恩得·吕特斯：《法官法影响下的法教义学和法政策学》，季红明译，载李昊、明辉主编：《北航法律评论》（2015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161页。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在相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下，刑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也是法官适用法律的基本前提和主要使命。
没有必要将传统的解释规则看成是各自为战的孤立方法。其中，法律解释作为法学方法论的核心内容，与法教义学的关系更是亟待澄清。
李某收到邮包后送至洪某住处。这被拉伦茨认为是另外一种经由体系体现出的统一性，他称为有机体式的统一性，即通过多样性来描述的意义整体。
[20] 萨维尼早期著作中的第一种体系思想，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德国唯心论哲学的内在理性标准的影响，也成为后来概念法学的肇端。立法者对章节条都设定了不同的标题。五、余论 体系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方法，在完成法教义学解释任务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三、定位型体系解释：以外部体系为基础 如上文所述，外部体系关涉的是法律的形式构造、法律的结构以及制度性概念的形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当个人同意他人使用自己的信息时，即使该使用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也因未侵犯首要的优势法益而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此可见，在处理各个法条的关系特别是不同部门法规定的同一概念时，体系解释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直接得出结论，往往还需要与其他解释方法配合使用。
在这两处规定中，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文字表述完全相同，但是却跟随不同的法律后果。其原因在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对犯罪行为的性质有重大影响，而8个犯罪同属于金融诈骗罪，在主观要件方面应当具有相似性。
在白某强奸案[52]中，被告人白某与被害人姚某婚后夫妻感情不好，多次发生口角。如按照上文所说前一种理解，则因洪某是非法持有毒品的犯罪分子，李某不能构成转移毒品罪。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盗窃罪中围绕着有体物展开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平移到诈骗罪中，就会出现诈骗罪只保护有体物，而不保护无形的财产性利益的结果。Lennartz,Dogmatikals Methode,2017,18f.,27ff. [1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6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95页。
在普赫塔看来，法学的使命在于重视法的逻辑或理性的一面，纯粹形式地处理法律问题，将制度的有机的关联通过（抽象的、一般的）概念之逻辑关联来加以呈现，旨在实现通过法学家的法的形式再造之正当化。以刑法为例，要想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适用，往往需要很多比个别条文的解释本身更为复杂和基础的理论模型。[52]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这里的哲学不是指自然法意义上的法哲学，而是指法科学的内在统一性的特质，也就是所谓的体系。
为了避免这种不当后果的出现，就不能将第267条第2款解释为一个关于第263条的注意规定，而应当解释为一个立法拟制，即携带凶器抢夺的，即使凶器没有为被害人所见，未形成现场的精神压制，也按照抢劫罪论处。此时，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
与体系化相反，体系解释的工作性质是以整体作为方法和标准来处理局部。人们因此可以从金字塔底部的任意一点出发，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逐步放弃特殊性的东西，以此方式最终也能攀升到最高点。
[25][德]乌韦·迪特里希森：《法教义学的道路》，雷磊译，载舒国滢主编：《法理：法哲学、法学方法与人工智能》，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79页。体系解释是通过或借助体系展开的解释方法，就解释标准而言，则是使得解释结论符合体系的要求。
在学说理论上，只要不同学者所持的最高概念的设定不同，那么由此推演出来的整个法律体系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金字塔面貌，彼此之间无法经由沟通形成共识。在具体类型上包括法条本身的协调、法条之间的协调、司法解释的协调以及部门法的协调。只有在立法者显然不会于此遗漏的情形下，无漏洞原则才应在刑法解释中发挥作用。本案中洪某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并无异议，而对于李某帮助洪某转移毒品的行为定性，取决于如何理解转移毒品罪规定中的犯罪分子。
一方面，比照《刑法》第226条前四项明确列举的各种情形，对强迫交易行为的交易性进行同类解释。故而体系解释的协调性，也不能僵化地坚守同一用语必须具有相同的含义。
因为内部体系指向逻辑上没有冲突、目的论上协调一致，它所关涉的是一个关于价值判断的连贯体系，因而体系和目的论的思考常常相互交融，默勒斯（M?llers）就此认为，内部体系优先于外部体系。其基本功能在于使法律处于协调的状态。
在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的阶层犯罪论中，构成要件阶层的主客观要素类型、违法性阶层的正当化事由和责任阶层的责任阻却事由，例如，故意、过失、行为、结果、因果关系、客观归责、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刑事责任年龄、违法性认识等，都是在总则条文上予以统一规定或者在总论知识中统一塑造。只有从婚姻法上同居义务的角度对强奸罪展开解释，才能够在维护婚姻关系和保护女性权益两个方面，实现刑法与婚姻法在实质上的协调一致，保证法秩序的统一性。
